编者按：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调结构、转方式、上水平”的任务繁重。如何把握发展大势，把握国家政策措施及背后的新机会，区域经济如何创新发展模式，城市产业园及企业如何获得新动力，实现转型升级?这些都是需要政府、企业深思考、找对策、抓落实的问题。为此中国投资协会咨询专业委员会与新华网在全国开展“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2016全国产业与金融创新大会”百城巡讲。首次会议于4月29日在南京举办。特邀了国内产业发展领域极具名望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演讲。江苏省进出口商会马海宁执行会长、朱一兵秘书长应邀出席会议。现我们摘编了4位专家部分演讲内容，以供解读经济发展态势，研明产业创新之路。

　　组织百城巡讲，推进供给侧改革和产业与金融融合意义深远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 刘慧勇

　　今天的会议高朋满座，在我们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选择江苏的南京举行首站“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2016年中国产业与金融创新大会”，且在江苏省会议中心举行，意义深远。

　　大家知道，国家“十三五”规划展现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谋划着新的格局。我们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委大力支持产业与金融发展，建立一个平台，开展这方面的研讨活动，旨在推动我们产业和金融的更好融合。没有金融的支持，产业难以良好发展，没有产业良好发展，金融是难以稳固的，这件事意义很大，今天是一个开头，以后陆续会展开。祝愿本次大会圆满成功，我想不仅会议要成功，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中实现发展。

　　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创新驱动是良方

　　——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大家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确实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诸多的困难挑战。主要反映是“四降一升”。一是增长速度下降。主要是工业下行，去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只有5.9%。二是企业利润增幅下降。去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是-2.3%。三是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连续下降导致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也不消费。当前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周期性原因只是表面，究其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周期性原因可以“熬”过去，而结构性问题只有创新来带动，靠经济增加质量和效益。四是财政收入下降。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只有5.8%。“一升”则是潜在金融风险增加。

　　在我们讲到中国经济现在速度下行的时候，我们要讲大逻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的经济增长由过去那种规模、速度粗放扩张的增长，转到一个质量效益提高的集约增长，速度是回落的，这个回落是个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与过去长时间的基本矛盾和问题相关。经济下行非常严峻的领域是进出口。我国去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目标定的是6%，实际是-7%。当然，出口当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掉的是什么呢?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我们国家有七大劳动力的出口产品，纺织、服装、箱包、玩具、鞋、塑料制品。去年七大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全线是负的。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立下的汗马功劳，现在为什么到这么一个状态，说到根本，就是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不再存在了。大家看一看，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现在都在学我们，都在走我们中国以前走过的路。就是用廉价劳动力招商引资，三免一补，加工贸易等等，他们全都是这么干的。人家什么都是劳动力便宜。越南一个工人就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每个月的一半。

　　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事。过去我们增长是高增长，但是粗放化增长，是高能耗，接着就是高污染，显然不可持续。所以大家在把握这个增长速度，回过头来说的话，不要光发牢骚，不要光讲给你带来的困难，还得看到化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必需，就是增长结构的下行。很多人都在问，下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底。我跟大家讲有底。什么是底呢?“十三五规划”，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最基本的是两个翻一番。一个就是到2020年比201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第二，就是人均收入2020年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两个翻一番。我们可以采取倒逼的方法， 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我个人认为6.5都低了，所以中央经济把今年的增长目标定到6.5到7。我们今年预计，中国经济发展是6.7，在我们预期范围之内，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增长速度在往下掉，但是不能掉到6.5以下。如果你这个经济增长要跌破了我们的底线，国家肯定要果断地采取措施。

　　关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既要保持经济增长才能抓好调整，要处理好这种关系。现在我们一季度已经过去了，中国第一季度现在开局良好，我就讲在看第一季度会议的时候，月度分解就很清楚。一季度的特殊性就是1、2月份，我们中国因为一个春节，春节有可能在1月，有可能在2月，是一个动态的，按照农历算帐，那怎么办呢?一般来说以最好的按2月份好的预期算，按照3月份的比，大家这么算，就是把1、2月份绑在一起，和3月份比，我们主要指标3月份全是回升。关于供给侧改革，我们现在确实要看到，供给方面有很多问题，有更多的短板。去年出国1亿2千万人，每年境外消费达1万到1万5，我觉得这个数不止，一般人不愿意说在国外花了多少钱，现在哪一个人去国外不是大包小包往回背东西。我到国外什么感觉，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消费者拯救世界，这么个状态。在国外买东西排队交钱都是中国人。我们自己提供不了让消费者满意的商品，包括价值、价格、品牌、信誉、服务等。所以说经济换档期，蕴藏着结构调整的机遇。你如果把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这60条拿出来，你看基本上有相当大的程度都是讲供给，特别是制度问题从需求倾向供给侧改革是必然趋势，其中，创新驱动是破题之举，需要着力增加本源创新。例如积极引用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培育能源、新材料、新业态等。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良方。供给侧改革归根究底是人力资源的改革。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一定要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

　　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当前经济下行既有周期性，更主要是结构性，要确保不能低于6.5%增长目标，确实需要很好的研究。现在中央提出供给侧和五大创新发展理念，如何落到实处，我想讲讲区域创新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从而来确保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一点是区域创新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强大动能。大家回过头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关口和历史节点，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头和创新的示范作用，成为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改革开放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来，让两部分先富起来，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有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领后富。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批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地方设立特区，1985年中央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岭南三角洲作为发展特区。在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区域性的发展起到率先作用。所以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实际上都是区域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战略创新。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沿海发展起来了，沿海发展起来以后，怎么缩小中西部差距?1999年当时中央就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10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国务院先后批准了10个行业发展规划，包括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辽宁沿海、江苏沿海等等。

　　十八大以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3年开始提出了一带一路、新经济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既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区域发展战略。这样形成了我国区域发展空间的总体布局，构成了比较完整区域发展的格局。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企业更关心的是朝哪儿投?需求在哪儿?市场在哪儿?市场在哪儿就是需求在哪儿。企业可以引领需求，但是首先要考虑现有的需求。所以供需都要重视。我国经济发展又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十三五开局的关键十年，也是转型升级的重要的阶段。如何利用继续发挥区域经济创新作用，来应对经济下行，来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这个是需要我们更加做好的工作，应该说这是一个大文章。

　　第二点，怎么样实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企业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最后发展不是靠政府，主要还是企业。区域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平台和载体，产业和企业是区域经济的主体和规律。所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地域对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明显影响。地域对区位条件、自然禀赋、市场程度、运输距离、历史变革、价值理念都直接间接影响到所在地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一个企业的许多资源事实上都来自他所在的地域，虽然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地域对产业和企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地域在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平等中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往往产业盛，区域盛，产业衰，区域衰。但是产业强盛的背后是企业强，也包括产业集群，包括特色等等。怎么样把企业做好，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的发展，企业家很重要，没有很好的企业家，没有很好的工匠精神。

　　第三点，国有企业是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区域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国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中国经济越发达，经济总量越大的地方，国有经济总量越大，国有企业也是我们区域创新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是中央的经验，应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国家每年的科技进步特等奖，基本都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推动地区产业的发展壮大。比如一汽、中石化、上海的大吨机，都是由于大的国企投资带动了产业区域的增长。当然，怎么样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增强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央地更好的合作，促进区域发展，实现良性发展，这也是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确保6.5%以上十分重要的方面。

　　实施产业与金融创新，推动产业与金融结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进入2016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各种各样的论坛、讨论会很多，大家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国今年经济增长趋势怎么样?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对于全球都是一样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二个，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金融风险到底有多大，怎么样来控制金融风险，其实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是同一个问题，怎么样能使经济健康地在新的动力推动下，能够尽快的复苏，这样既可以避免经济复苏乏力、经济下行，同时又可以控制和减少防范金融风险。

　　过去中国经济多年主要是依靠国内大规模投资和对外出口贸易。三架马车当中，消费基本是一个常态性的，变化不大。国内投资，主要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拉动。对外出口，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过去比较好，中国依靠低成本的出口，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国内来讲，我们出口成本上来了。这几年，不仅国际贸易的增速不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还低于经济增长，这说明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的就业岗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依我看，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必须要去产能，要加快供给侧改革。今年3月份出口下降有所减缓，是不是预示着我们今后经济就触底反弹呢?就走向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了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混合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货币的流通量不少，可企业或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些矛盾并没有解决。出路就在实施产业与金融创新，推动产业和金融结合。有人说要寻找产融结合的新模式。不管什么模式，只要是金融和产业相结合的，真正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就会对我们经济增长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作用。因为现在很多的资金都还在虚拟经济中转来转去，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探索，怎么样使金融和实业、和产业，特别是和创新更紧密地结合，融合在一起。这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最可靠的持久的动力。

　　在产融结合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第一是，要进一步的发展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在发达国家，企业直接融资是70%，间接融资是30%。我们国家70%是间接融资，就是从银行贷款、借钱，30%来自资本市场。最近，我看了一个数字，讲的现在美国企业的直接融资占到85%，我们国家只占17%。要通过无论是沪深股市，还是新三板，还是股权转换系统，通过加快上市，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进一步能从资本市场融资，减少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当然我们另一方面，要把企业上市真正作为企业从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的，用于自身发展的手段，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圈钱的工具。我们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大部分可以说绝大多数依靠的是自有资金，和从亲戚朋友那儿来的借款。第二是民间借贷，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的比例很低，这种情况应该逐步加以改变。第三个是保险。我这儿有一个数字，国际上有一个算法，一个叫保险的深度，一个是保险的力度。保险的深度，就是指的你这个保险额在GDP当中占的比重。第四是政府对于产业的支持。随着我们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竞争高度激烈化，以及我们由短缺经济变成了一个过剩经济，政府支持要变成普惠性的，由过去的相马变成赛马。以前到以色列去考察，他们政府资金往往都是和社会资金绑在一起，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支持创新的成果，科研的成果转化。第五是要鼓励发展一些平台，这些平台把社会资金，甚至一部分银行资金，一部分的政府资金结合在一起，去选项，去选择好的企业。我们产业和金融的结合，结构性改革，或者叫调整，根本的一个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是要把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优秀的企业家手里集中，增量要向他们那边集中，社会上的一些存量，也尽量集中到他们那边，这样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银行嫌贫爱富，就是他们的天性，不光看现在的贫和富，还要有发展的眼光，辩证的眼光，看看他的前景怎么样，现在虽然穷，是一个落魄书生，但是将来可能金榜题名变成状元。催生催死，这是金融机构的功能，让一些生命力强的，发展前景好的，投入产出高的，早点生，早点长大。在结构的大调整时期，主要是企业结构的调整。因为在发达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已经具备了企业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们缺乏这种机制。我们强调僵尸企业要尽快的安乐死，退出市场，在发达国家很少有这种僵尸企业，除非突然经济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会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企业战胜困难，他能够在日常的经济竞争当中，就会自动的实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要推动兼并重组，这样看起来产业和金融的结合，是实在的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一个命门。抓好了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发展，别说是今年，也会给“十三五”带来持久的新动力。

　　新常态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 张燕生

　　十三五开始，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词，就是新常态。可以把它解读为三个重点的主题词。第一个我们的增长开始从过去30多年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向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个我们讲产业结构将迈向中高端水平，它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因为我们过去35年，我们在低端，我们在代工，我们在简单的模仿，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由于是低端，因此我们走的都是便宜的路线，劳动力便宜的，农民工、土地、环境容量、材料、设备、零部件低价和低端。下一步要转向中高端水平，我们的人力资源要从农民工转向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员工。我们的中高级的管理人才，将从过去指挥游击队作战的中高级管理人才，转向指挥正规军;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将从过去35年的商业模式的创新，转向技术创新。

　　第三个，我们的动力将从过去35年的汗水驱动，转向智慧驱动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要赢得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投入增长，不仅仅带来产出的数量增长，而且带来产出的生产率的增长。这个增长动力的转换，对我们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它将带来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能不能告别过去30多年的旧常态，它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进入新常态是我们的新机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常态下，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开始出现了持续上升。我们从简单的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从抄袭、山寨，开始走向了创新。我们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开始持续上升，制造业在转向中高端水平，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中研发、设计、资讯、人才，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从2012年开始明显呈现出一个加速度增长的态势。从开放型经济来看去年的招商引资，我们能够看到2005年之前，外资到中国来，是到中国来拿中国的农民工。到2012年之间，外资到中国来是拿中国的市场。2012年以后，外资到中国来，拿的是中国的高增值服务和高技术制造未来发展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转型，其实是内在的转型，而对全球趋势最敏感的跨国公司，已经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迈向新常态，带来的最大的机会是高增值的服务，是高技术的制造。

　　(商会秘书长朱一兵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