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退款保函正逐步成为造船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业界人士来说，贸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因而，如能在履行造船合同的关键方面尽可能获得担保，其所带来的好处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在艰难的市场条件下，银行已意识到认为提供担保是低风险业务这种想法使其面临巨大风险。这使得在它们在众多巨额索偿面前，不得不从法律层面仔细检查保函的措辞。

这则动态探讨的是近期英国上诉法院在Kookmin Bank v Rainy Sky & others [2010] EWCA Civ 582一案中的判决的潜在影响。在该案中，银行在船厂破产的情况下，拒绝兑付“预付款担保”项下已经支付的分期价款。

案情

为了对其船厂客户与买家（本案原告）的六份造船合同中的某些义务提供担保，Kookmin银行签发了六份即期预付款担保函。每一份担保函的条款并没有本质不同。
 
每一份造船合同都要求买家在船舶交付前分期支付合同价款，并规定买方在船厂破产的情况下，可获得退回任何已支付的价款。

保函的第二段规定买家有权因某些特定的事由（包括拒绝受领船舶），获得退还任何先于交付的部分价款。在该保函的第三段中，银行担保“贵司的一切合同到期款项”。

在买家支付了第一笔分期付款的款项后，船厂破产，买家遂要求银行退还保函项下的46,652,000美元及利息。银行辩称它有权审阅涉案纠纷的相关“证据”并对案情给出相应的看法。买家回应这是即期担保，即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一旦按照约定条款给予通知即应兑付。

当事双方进一步争论的焦点是保函第三段中的措辞“贵司造船合同项下的所有该类应受偿款项”指的是已支付的分期付款款项可以在造船合同中的任何情况下（包括船厂破产）退还，还是如银行所称，该保函的担保范围仅限于保函第二段所述情形，即；

“…在贵司按本合同条款拒绝受领船舶，或贵司终止，取消或撤销本合同的情况下，或在船舶发生全损的情况下。”

重要的是，第二段所列情形不包括船厂破产的情况。

高等法院

在高等法院的判决中，法官在简易程序下同意买家的见解。Simon法官说道：当银行就一项买卖签发的文书中包含“即期”支付的保证并且没有排除或限制银行抗辩权的条款，它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即期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需要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船厂违约。

重要的是，法官判定保函第三段中的“该类款项”针对的是先于交付的分期预付的价款而非第二段中提到的退款义务。关键在于法官的分析认为银行的解释将产生“令人震惊且违反商业习惯”的结果，即买家将不能在船厂破产的情况下执行担保；船厂的破产是他所认为的最需要获取可靠担保的情况。银行获得了向上诉法院上诉的许可。

上诉法院

银行的上诉在多数决中（Simon法官反对）获得了支持。高等法院判决中有关“在合同项下的所有该类应受偿款项”的解释被推翻。

所有法官都同意两方当事人对保函的不同解释各有一定道理。争论的焦点在于Simon法官以将产生令人震惊且不符合商业习惯的结果为由拒绝银行的解释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

在Simon Tuckey法官的反对意见判决中，他认为一个在商事审判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法官在此类问题上的看法应该在上诉法院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同意[高等法院]法官的意见，认为如果船厂的破产及其它的类似义务是当事人排除保函适用的唯一情况，这是“违反商业常识”的。

与之相反，Patten法官（获得Thorpe法官的认同）认为对于合同的解释应尽可能符合其文本意义。他解释道：
 
“在一份商业合同中（与其它任何合同一样）合同当事人通过运用语言已经对其所要承担的义务做了限定。合同的目的在于提供双方已经约定事项的客观记录以规范双方法律关系。法院的作用是在尊重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上判定合同双方的义务。

由此，他继续说道：

“除非按合同措辞的最基本含义解释会产生违背合同目的的极端情况，法院通常别无选择，只能尊重合同条文。如果不这么做，将会有向合同一方当事人身上强加其本不欲承担的义务的危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在此基础上，Pattern法官在基本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采纳了有利于银行的解释，即保函排除银行在船厂破产情况下的偿还预付款义务。在他看来，保函须从买家的立场涵盖破产情况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这将背离保函的基本含义和字面含义。

评论

四位法官（一位高院法官和三位上诉法院法官）在本案保函解释问题上的意见平分秋色说明在造船合同中就银行保函提起的诉讼存在困难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本案很可能会诉诸最高法院。

鉴于以前很少出现买家需要通过银行担保求偿的情况，本案当事人所运用的合同措辞如此难以解释也许情有可原。然而，考虑到近期的实践和市场状况，这种类型的保函措辞必将得到高度重视。

诚如此案，对于一份“即期”保函而言，如果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使用尽可能清楚的语言。同理，如果当事人双方的预期想法是相关争议解决后再付款，则类似保函应当包含相应条款加以明确。

在实践中，采用何种策略无疑都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谈判资本。然而，无论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合同措辞不够精确，其代价都将是漫长而又昂贵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