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五年级时的作文课上，老师不止一次地以“我的理想”为题让我们写作文。每次看这个题目时，我都会发愣：姨父是解放军，我也想当个解放军，这个理想能实现吗？爸爸是大学老师，我也想当个老师，这个理想能实现吗？

之所以发愣，一是因为我想到了二舅，因为他还在狱中，还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要是去香港的话，他一定是去做生意的。他还说过，自然灾害时，他看到有人饿死的。结果，就因为这两句话，他被告发了，一夜之间突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他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所有知识只能烂在自己的肚子里，只能陪伴他一起荒废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

之所以发愣，还因为我不时地想起一件事：我爸爸明明在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教书，可我妈妈偏不让我对外说。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对外说了，结果遭到妈妈扇过来的几个耳光。后来才知道，爸爸名义上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可实际上已到山西屯留养猪去了，再后来又去了山西的什么“五七干校”。

那么，面对“我的理想”这个题目，我究竟该如何写？就因为我的二舅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姨父在部队里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就因为知识分子可能会下放去养猪，我还愿意重蹈覆辙吗？

那么，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像妈妈一样当一名“根正苗红”的工人了，像她那样在布厂烘房里每天数十个来回地肩扛数十根铜杆去整理纱绽，像她那样在浆漂染车间穿着高筒雨靴忙着与化学染料和脱水机去打交道。可是，我对这样的工作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样的“根正苗红”，我根本就不稀罕。

面对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我无奈地写下“我想当个解放军”。因为当上解放军，至少可以有军装穿，可以有鲜红的五角星和领章佩戴。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二舅，我只能像姨父一样同他划清界限。

谁能想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之后，我的二舅被平反了，成了事业单位的一名工程师。我的姨父成了团级干部，我的爸爸也重新站到了大学讲台上。别说去香港做生意了，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已完全不受限制。看到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的言论自由再也不会受到政治打击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大，我深深感到咱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我清楚地记得，当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吹向祖国大地的时候，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也开始光顾我们古城扬州了。那一天，我放学快回到家的时候，一位邻居兴冲冲地跑过来说，他刚才在渡江桥上看到了几个老外，他们把“小贩子”那里的鸡蛋全部买了下来，其中一个老外还把生鸡蛋直接打开放进了嘴里。随后，老外们提着鸡蛋走进了渡江路上的布店，他们没买时髦的“的确良”，而是买了很多非常土的棉布，并且直喊便宜。“乖乖，老外与我们就是不一样，多有钱啊！”邻居说。我也赶紧往渡江桥跑，往布店跑。幸运的是，我也见到了老外们的大鼻子和蓝眼睛，第一次知道了外国人与咱们中国人长得不一样。

那一年，我15岁，在扬州读初中三年级，一家5口人挤住在实用面积为40平方米的旧式老屋里。早晚喝粥，中午常吃白菜、蒸鸡蛋，外加星星点点麻油和些许酱油冲兑开水而制成的“神仙汤”。因为见识过外国人，所以从那时起，我对学习英语的兴趣突然变得浓厚起来，还利用业余时间跟着收音机连续听了3年的英语广播讲座。

我清楚地记得，1988年，我已在省外贸公司直接与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们打起了交道。第一次接待的老外，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来自东德（如今已并入西德，统称为德国）的客户，专门来南京开“选样会”的，全都住在有涉外接待资格的丁山宾馆和金陵饭店等指定酒店里。那时，我们的外事纪律严格得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只有在工作时间才被允许与老外直接接触，而且不能单独一人与老外洽谈。组织上还提醒我们不许向老外兑换“外汇券”。尽管如此，我还是以能面对面直接与老外交谈并且可以与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共进午餐而备感兴奋。

那一年，我25岁，已大学四年俄语专业毕业，能自如使用英俄双语进行交流，留在省城南京工作了三年，一人住在单位免费提供的10平方米一间的“西河旅社”里。木须肉、三鲜锅巴、榨菜肉丝汤，已成了我最喜欢的午饭菜。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与父辈们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我清楚地记得，1998年，我已出境多次，二舅当年梦想的香港，我早已去过。我还先后常驻波兰和俄罗斯，甚至在外常驻期间走出“东欧圈”去了德国。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我可以根据需要独自做主，或一人直接前往客户的公司洽谈，或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的“大鼻子”和“蓝眼睛”们，甚至应邀在业余时间去老外家里“登堂入室”。坐国外公交地铁、逛国外公园，看国外影视，深入国外百姓生活……“走出去”的岁月是我视野最为开阔、感受最为深刻的时期。

那一年，我35岁，回老家扬州看望父母和亲朋好友同学时，赠送给他们的全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礼品，既有烟酒巧克力，又有衣服鞋帽工艺品。此时，我们一家三口已住在人均30多平方米的新房里面，银行存款除了人民币，还有日元、美元和欧元。周末节假日，或是兴之所致，下馆子去饭店已成了家常便饭，喜欢吃龙虾，可以一盆接着一盆地上，一点儿后顾之忧也没有。

我清楚地记得，2008年，我家的电器已全部换成了进口品牌产品，既有彩电、音响，还有微波炉、MP3。女儿中学期间想到澳大利亚去游学一个月，很快就成了行，与我当年在扬州做中学生时兴冲冲跑到渡江桥追看老外大鼻子和蓝眼睛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期间，女儿冒出了到国外上学的想法，我们坚决支持，很快便为她办好了留学手续。当年，我常驻国外与家里联系时，写封信寄回家需要半个月路程。到了女儿这一代，身处国外，想与家里联系，约定好时间就能通过网络QQ视频。家庭实力增强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国力的大大增强。就是在2008年，我们国家开天辟地首次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相当实力，我们国家要想拿下奥运会主办权，恐怕还只能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45岁，走出家门，时常带有一种幸福感，总觉得物质财富的变化和眼界视野的开阔，早已让我们家过上了小康生活。踏出国门，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对“大鼻子”和“蓝眼睛”早已不再感到新奇，凡是“老外”们能拥有的，我们国家也都能拥有，就连大飞机我们国家也开始自行研发制造。我们同样可以买彩票，同样可以进股市，同样可以与世人在WTO的平台上共商天下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家已经过上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人均30平方米的平层住房早已变成了人均50平方米的跃层楼房，旧房子仍然保留着，通过出租再增加一些家庭收入，不断提高我们家的生活质量。出行早已有了私家车，而且第二部新车已经开了5年。吃饭已全然不在乎数量的多少，也不在乎是否高级饭店，而是更加注重荤素和营养的合理搭配。隔三岔五地，各种海淘和代购产品就会寄到家中，家中什物保持着不断更新的态势。

今年，我55岁，非常幸运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亲眼见证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和中国网在全世界的横空出世，给我们的平凡生活增添了缤纷色彩。我们喜出望外地看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国家擘画出“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都更加感到自豪。

改革开放前，我们家吃穿不能超定额，住所为蜗居，出门靠走路，所见所闻不能直抒胸怀，简直不堪回首；改革开放后，我们家吃讲营养，穿讲品牌，住得宽敞，出行方便，畅所欲言。是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我们的家旧貌换新颜，让我们的平凡生活充满了勃勃生机，真是享受新时代，欢欣又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