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宏观调控“对冲”供给侧改革风险
128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成为供给侧改革元年。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也对宏观调控形成三重挑战:一是去产能、去杠杆以及淘汰僵尸企业,意味着可能会增大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增加股票发行是“去杠杆”的最重要途径,但由于股市仍未真正走出2015年股灾阴影,市场心态极为脆弱;三是在全球忧虑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当下,供给侧改革亦可能加大人民币贬值预期。
尽管如此,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必须经历“三期叠加”中的“结构调整阵痛期”,才有可能迎来健康的复苏。那么如何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来“对冲”供给侧改革的风险,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一:宽松货币政策。今年2月26日,央行首次在货币政策定位上改口,由“稳健”微调为“稳健略偏宽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是“超级宽松”。在M2/GDP已达206%的今天,一味靠货币刺激是相当危险的,近期飙升的房价即为警讯。正如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所言:“中国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经济逐步放缓,而是一旦把经济刺激到不现实的增速,它会突然崩溃,着火坠落。”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二: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但是继续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大力推行减税?增加财政支出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问题是:受制于投资产出比率的攀升,投资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支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只能对钢铁、水泥等少数行业产生一定拉动作用,而不能真正缓解实体经济压力;从中国债务结构看,企业负债最为沉重,因此“去杠杆”的方向应该是增加政府和居民负债,减少企业负债,而扩大政府投资很难起到这样的效果。
相比之下,减税则被认为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效果是: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进而提升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个人消费能力,从而让微观经济主体获得更大激励和活力;可以彰显改革诚意,激发市场信心;可以形成乐观的改革预期,对股市起到提振效果。
宏观调控的选择之三:稳定楼市。根据渣打银行的研究,2010年住房及相关行业为中国GDP增速贡献了3个百分点,2015年只有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从10.6%放缓至6.9%。据此推算,经济增速有一半降幅是由住房市场的萎靡造成的。因此,刺激楼市的确可以起到稳经济的效果。但此政策亦存在负作用,在“刺激楼市”的政策预期下,一线城市楼市价格飙升,势必压制消费能力,与经济再平衡(降低投资率、增加消费率)的方向相悖。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四:人民币贬值。鉴于2008年危机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29%,人民币贬值具有刺激出口、提振经济的效果。不过从当前情势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存在一定负面印象,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因此,贬值需要等待合适的时间窗口,辅之以有效的“贬值后预期管理”,以免形成金融冲击。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之年,也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的一年,以宏观调控对冲风险是必要的。从选择项来看,减税既是负作用最小的宏观调控政策,亦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经济参考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成为供给侧改革元年。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也对宏观调控形成三重挑战:一是去产能、去杠杆以及淘汰僵尸企业,意味着可能会增大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增加股票发行是“去杠杆”的最重要途径,但由于股市仍未真正走出2015年股灾阴影,市场心态极为脆弱;三是在全球忧虑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当下,供给侧改革亦可能加大人民币贬值预期。
尽管如此,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必须经历“三期叠加”中的“结构调整阵痛期”,才有可能迎来健康的复苏。那么如何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来“对冲”供给侧改革的风险,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一:宽松货币政策。今年2月26日,央行首次在货币政策定位上改口,由“稳健”微调为“稳健略偏宽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是“超级宽松”。在M2/GDP已达206%的今天,一味靠货币刺激是相当危险的,近期飙升的房价即为警讯。正如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所言:“中国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经济逐步放缓,而是一旦把经济刺激到不现实的增速,它会突然崩溃,着火坠落。”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二: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但是继续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大力推行减税?增加财政支出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问题是:受制于投资产出比率的攀升,投资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支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只能对钢铁、水泥等少数行业产生一定拉动作用,而不能真正缓解实体经济压力;从中国债务结构看,企业负债最为沉重,因此“去杠杆”的方向应该是增加政府和居民负债,减少企业负债,而扩大政府投资很难起到这样的效果。
相比之下,减税则被认为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效果是: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进而提升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个人消费能力,从而让微观经济主体获得更大激励和活力;可以彰显改革诚意,激发市场信心;可以形成乐观的改革预期,对股市起到提振效果。
宏观调控的选择之三:稳定楼市。根据渣打银行的研究,2010年住房及相关行业为中国GDP增速贡献了3个百分点,2015年只有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从10.6%放缓至6.9%。据此推算,经济增速有一半降幅是由住房市场的萎靡造成的。因此,刺激楼市的确可以起到稳经济的效果。但此政策亦存在负作用,在“刺激楼市”的政策预期下,一线城市楼市价格飙升,势必压制消费能力,与经济再平衡(降低投资率、增加消费率)的方向相悖。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四:人民币贬值。鉴于2008年危机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29%,人民币贬值具有刺激出口、提振经济的效果。不过从当前情势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存在一定负面印象,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因此,贬值需要等待合适的时间窗口,辅之以有效的“贬值后预期管理”,以免形成金融冲击。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之年,也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的一年,以宏观调控对冲风险是必要的。从选择项来看,减税既是负作用最小的宏观调控政策,亦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经济参考报)
地 址:中国南京市中华路50号国贸大厦7层 邮 编:210001 联系电话:025-52308902 传真:025-52308982 苏ICP备 050297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