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拥有6.2亿人口，所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达到了2.3万亿美元，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紧随英国之后。在过去的15年中，东盟的年均GDP增速达到了6%。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区能够实现这种水平的增长。澳新银行(ANZ)将东盟称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亚洲经济增长第三极”。东盟并没有像十年前有人担心的那样被中国边缘化，而是借助内部需求以及巨额外国投资涌入，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联盟。东盟的人口将在2030年之前增加1.2亿，不但可以扩大本就充裕的劳动力储备，而且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东盟2007年通过的一项蓝图设想了单一的市场和生产基地，其中包括规范贸易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的措施，以及服务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它还允许熟练工人更自由地迁徙以及更自由的资本流通。将于2015年底前创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按照设想，AEC的目标类似于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成立之初的愿景。AEC旨在加快区域一体化。

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海上争端引发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正在加紧争夺东盟的战略基础设施项目。

在2015年11月18日吉隆坡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年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其不断扩大的东南亚基础设施贷款资金池再注入100亿美元，并增加对该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而日本许诺要将该国审批基础设施贷款的时间减半并承担更多金融风险。过去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的贷款处理时间平均为三年，并坚持要求受援国政府无一例外提供付款担保的惯例，强调自己在质量、安全及社会环境保护方面的良好记录。

面对中国的竞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必须跟上亚洲变化的速度。将大幅缩短走完ODA贷款手续所需花费的时间，在当前机制基础上缩短至多一年半。修改要求受援国政府无一例外提供付款担保的惯例。

在与东京就50亿美元的子弹头列车举行多年谈判之后，雅加达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中国。中国方面提供的融资协议——不需要印尼政府作担保人的无条件融资——优惠得令人难以拒绝。被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外交官承诺加倍努力赢得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而后者也在北京的视线之内。

中日两国还激烈在这一快速增长的地区竞逐港口、电厂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2015年7月4日，日本政府在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承诺未来3年将向“湄公河五国”提供7500亿日元(合61亿美元)的援助，最新援助规模超过日本过去3年对该地区的援助（6000亿日元）。“湄公河五国”指位于湄公河下游的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和老挝。此次峰会在东京召开之前，日本外务省一高级官员今年曾访问柬埔寨和老挝，寻求与这两个国家扩大经贸往来。

双方达成了从日本飞往柬埔寨和老挝的直航协议，以便利双边投资和贸易。他在柬埔寨的议程还包括横跨湄公河的乃良大桥(Neak Loeung Bridge)的落成仪式，日本政府为该项目提供了120亿日元（合1.01亿美元）的援助。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西潘(Phay Siphan)在金边表示，除了日本作为一个援助国参与柬埔寨事务外，两国政府还希望构建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商业关系。日本是柬埔寨的一个长期朋友，希望日本以后在柬埔寨有更多的直接投资，帮助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柬埔寨和老挝是东南亚两个较小的国家。柬埔寨传统上处在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内，接受来自北京方面的援助。中国也出资支持老挝的基础设施项目，老挝是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桥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使中国能够从陆路通达泰国乃至东盟其它成员国。在中国寻求在东盟(Asean)今年晚些时候建立单一市场之前扩大贸易的计划中，这两个国家处于核心位置。

中国政府在湄公河地区的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将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关系称为“钻石10年”的开始，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从2013年的4440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1万亿美元。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日本企业对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直接投资达到82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总投资的十分之一以上。

背后的原因

中日两国在东盟基建项目投资上的竞争，这反映了各自在商业和战略利益上的考量。

日本政府认为这个地区对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和区域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寻求在该地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经历多年的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后，日本正面临资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东盟基础设施的投资，表明日本决心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而日本企业长期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目标，寻求获益于该地区的快速增长，以补充虽然具有盈利性但趋于成熟的国内市场业务。

30多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心仪的目标地。中国迄今基本上沿袭了经典的东亚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中国经常账户保持盈余，但收益账户一直为赤字，且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低于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收益。这相当公平，毕竟外国投资给中国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现在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将其积累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重新投向海外。

通过改变投资方式，特别是从证券投资（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转向收益更高的直接投资，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也有好处。毕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出口导向型增长。在那些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赢得市场份额的速度也快于平均水平。需求和就业岗位并未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中国：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更大的外部市场。最后，资本和贸易流的增加都有助于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基础设施是个不错的起点。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大大提高了中国国内企业的设计、建造和维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水平。虽然中国政府仍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在国内投资，但投资的巅峰已经过去。因此，中国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让其基建能力和专长物尽其用，这是合乎比较优势的一个结果。

尽管全球利率水平较低，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却很稀缺。2007-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逆转了对外直接投资(ODI)流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于新的巴塞尔规则提高了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成本和风险管理难度，过去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跨国银行如今不再愿意这样做。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仍然表示有兴趣投资于基础设施，而且它们的投资着眼于较长期限，因此它们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基金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其他开发机构则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由于国民储蓄率较高，中国所需的投资现在较少依赖外资，但其他许多存在投资/资金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基础设施不足仍然是个问题。一般而言，因为基础设施能为社会创造广泛的福利，而创造这些福利对私营部门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营生。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责任，然而，面对全球经济的放缓，政策制定者已将财政审慎摆在优先位置。虽然私营部门被鼓励要有所贡献，特别是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贡献，但往往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1997-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也使得亚洲各国普遍反感外国贷款。中国政府依据商业条款提供贷款，不会把实施结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更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

外国直接投资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为它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助了一臂之力。那么，现在有可能产生另一种“双赢”局面：这一次资本是朝相反的方向流动，中国可帮助亚洲缩小资金缺口，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在为本国出口创造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有望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需要投资的国家，也能获得一个高速增长的、新的资金来源。

撰稿：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印尼所研究助理 何冠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