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企业处境有多凶险?

近日,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刚好在马里考察工程项目并下榻该酒店的中国铁建三名高管,在这场袭击中不幸遇难。为此感到痛惜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中资机构和人员在海外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突出。

中资机构人员海外频繁遇袭

2014年5月,10名中国工人在喀麦隆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2014年2月,7名中国企业员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郊区遭多名歹徒袭击,导致1死6伤;2013年8月,5名中国个体户在喀布尔遭袭,3人遇害,2人失踪;2012年1月,中国水电公司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一个项目工地被劫持;2007年4月,中石化下属机构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地遭到约200名武装分子突袭,造成9名中国工人丧生,还有65名当地工人被杀……

据媒体梳理,中国企业员工、中国经营者在境外遇袭事件多发于非洲及南亚地区(超过60%发生在非洲地区)。遇袭事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员工遭当地武装分子袭击或绑架,另一类是中国人在海外从事经贸活动被抢劫甚至杀害。在一些政治不稳定地区,针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暴力事件更是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在苏丹、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印尼等地先后发生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其中多数是石油、工程建设、矿产类大型公司的海外工作人员。

中国企业“偏爱”危险地区?

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的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424.1亿美元,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100.6万人。由数据可见,中国海外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工程项目投资,实际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成为全球海外工程承包量最大的国家,而这些工程项目又主要集中在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非商业风险较高的非洲地区。“近些年来,经济大动荡、政治格局大调整、地区局势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诸多因素,给境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安全问题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咨询部主任谭家盈说。中铁建正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商,中铁建考察团此次应马里交通部之邀,计划考察援建当地铁路,不幸的是,他们入驻的酒店遭遇了恐怖袭击。

今年7月,“一带一路”大战略下涉外企业安保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内另一家建筑行业巨头中建集团的高管在发言中说:“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时,中建集团就有员工在当地……除了利比亚、也门,近几年来似乎比较有危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中建集团的员工在那里。是我们的运气不好吗?不是,我们作为充分竞争行业里的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出去’也是必然的。所有比较安定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基本上都被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这些先行发达国家占据了,留给中国企业的机会在哪里?我们能去的地方大多存在风险。”

进一步说,可以在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较好地区“舒舒服服”进行投资的领域,对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中国的相关企业目前并不具备明显突出的竞争力。所以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在双向选择。中国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孕育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巨头,它们要“走出去”,最适合的方向必然是基建水平落后因而市场最为广阔的非洲地区。关乎国计民生的石化企业的海外扩张,当然也离不开油气储量丰富的西亚、北非。而这些地区的共性,就是危险重重。

安全风险不仅来自外部

2014年,受商务部委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研发的《境外企业项目外源风险管控评价体系》正式出台,界定了境外企业的六大外源风险,分别为:政治风险、恐怖主义和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环境风险和医疗卫生风险。其中恐怖主义和社会风险是最为突出的一类。

就非洲而言,虽然近年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军事政变和武力夺权的威胁减少,但是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安定因素,有些国家虽然经济稳步发展,但治安却每况愈下。如果一定要冒着安全风险到某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就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应对机制。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做得并不理想。

到海外投资或承包项目的中国企业,会习惯性地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来规避种种风险,但在政局不稳的地区,派系林立,领导人更迭频繁,政府被暴力推翻也惯见不惊,结交一派的结果,就是得罪其他派别力量,从而使工程人员成为反对派的攻击目标。据某建筑企业高管披露,该企业与某国前任政府总统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于是遭到该国在野党反对派与支持反对派的民众“不友好的威胁”,由于担心不可预测的暴力事件,该企业几百名管理人员不得不在大选敏感期间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通过与当局搞好关系来寻求庇护,属情势所迫,无可厚非。但要是在所有地区都寄望与权力媾和来摆平一切,而不是认真遵循法律法规,最终也会让自己陷入窘境甚至险境。比如,有的企业把在国内的一些“恶习”带到海外,要么因无视当地劳工权益导致劳资纠纷,要么因无视文化习俗差异招致当地民众仇视,要么因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要么因无视合同程序导致违约纠纷,等等。结果不是被当地政府翻脸课以重罚,就是项目泡汤,甚至引发工人罢工酿成流血冲突,给中方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风险。一家企业的不良作为在当地民众中留下负面印象的同时,也会给其他中资企业摊上更高的信誉成本(甚至安全成本)。

企业“走出去”需补安全课

第一课就是投资前期的调研和风险评估。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投入极为薄弱,甚至完全不做相关功课,直接把“国企做派”搬到国外。同时,我国相关部门的风险提示也不够到位,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袁锋钧说,“大使馆也经常会发一些短信,但都太笼统,借鉴意义不大,深度、广度、专业性还是差一些。”

其次是企业的安保体系不够完善,有媒体指出,和西方国家和公司动辄斥巨资为海外项目提供全套的安保团队保障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安保力量显得势单力薄。当然,无论再完善的预警、安保机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风险,这就需要保险服务的跟进。然而,借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咨询部主任谭家盈的话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愿意用百分之一的既定成本来防范风险可能造成的百分之百的损失,而中国很多企业则常冒险以百分之百的代价来赌百分之一的利润,他会认为风险是小概率事件,并轻视它。”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快速增长,并将涌现一批大型甚至超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鉴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是高风险国家,投资者尤其应该谨慎从事,将风险防范放在与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果发生经济损失,就算无法挽回还有国家兜底,但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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