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 2017-19 年连续发布《“一带一路”国家风险报告》后，2020年末中诚信国际再度携手 RAEX-Europe、VIS 评级公司发布《“一带一路”国家风险报告（2020）》，报告覆盖的国家范围拓展至 57 国。本次报告延续了对“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专业解读，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包括经济风险、财政债务风险、银行系统风险、汇兑风险和政治风险。与此同时，本报告还加入了疫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环境展望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关联度分析，以期助力投资者增强市场预判，有效识别沿线国家风险及投资机遇。

概述：疫情冲击叠加全球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下滑、货币贬值以及债务攀升的压力。疫情产生的封锁和经济停滞大幅削弱了全球消费和对外投资，外部需求的疲弱及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也广泛冲击了贸易及进出口。尽管三季度起全球各国逐渐步入经济复苏，但受各国自身经济结构差异、疫情前发展趋势、政策空间及改革进程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预期后疫情时期各国复苏进程将显著分化。未来一段时间，“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依然较大，财政恢复的速度将弱于经济。

疫情冲击叠加全球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下滑、货币贬值以及债务攀升的压力。

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以及对经济的损伤超出预期。在疫情冲击叠加全球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下滑。同时，各国普遍采取了规模庞大的财政和货币救助措施以改善民生、减轻经济损失、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但由此带来的更长期债务负担以及后续有限的政策空间导致财政债务压力攀升，将对部分疫情来袭前已进入经济放缓通道、政策空间不足的国家带来严峻考验。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出口放缓以及货币贬值的压力，经常账户普遍恶化，部分新兴经济体（如斯里兰卡、老挝等）的外部流动性压力显著上升；另外，阿曼、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高度依赖原油出口，疫情爆发下国际油价急剧下行将挤压经常账户、打击石油经济并波及非石油经济，造成经济态势低迷、财政压力加大，且近年来赤字持续积累推升融资需求，财政缓冲也受到侵蚀；从区域来看，中欧及东亚地区的风险表现最为均衡；南亚地区财政实力薄弱、经济结构欠佳，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承压且改革推进乏力，财政债务压力和外部流动性风险最高；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最为突出；中亚地区的银行系统风险最高。

后疫情时期，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受益于相对良好的增长动能和政策空间，预计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恢复较快；中亚和中东地区产油国由于普遍依赖能源出口，受疫情影响较大；南亚国家风险暴露最为突出，经济复苏面临一定挑战。

中东欧国家整体抗冲击能力将呈分化趋势。对于中欧、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新冠疫情导致的欧洲经济严重衰退对其投资和进出口造成负面影响，而疫情导致的封锁等措施冲击了消费，预计这些国家经济将面临挑战，但由于其经济基础普遍稳固、经济潜力处于较高水平，且财政状况普遍较好，国家整体表现趋于稳定。乌克兰的复苏进程受到疫情和国内政局的制约或出现中断，但逐步稳固的经济基础、国际社会在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及持续推进的改革进程将有助于乌克兰抵御风险。对于白俄罗斯，国内的选举危机和政局波动造成政治风险有所增加，而经济高度依赖俄罗斯也导致白俄罗斯经济稳定性较低。

尽管东南亚各国普遍受到疫情冲击经济表现低迷，但鉴于疫情在该地区（除印尼和菲律宾以外）已基本得到控制，同时得益于各国在疫情前相对良好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政策空间，总体恢复情况预计将好于全球平均水平。东南亚各国分别出台了不同程度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用于公共卫生工作、平滑居民消费以及重建经济。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税基较窄，在危机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维持各项刺激措施亦加剧了财政平衡的压力，推升了部分国家的短期外债偿付压力。整体而言，在确诊人数相对全球其他地区较少的有利背景下，东南亚各国依靠良好的经济增长动能，加上普遍采取的有效防疫措施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领先景气指标已出现好转，国内经济活动恢复情况普遍好于全球平均水平。随着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恢复，贸易将出现回升，但旅游业仍受到人员流动限制影响，短期不太可能恢复。若各国年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刺激政策为经济复苏提供实质性支撑，2021年东南亚各国经济前景将较为明朗，大概率将重回增长区间。

中亚各国由于高度依赖主要贸易伙伴及外国资本流入，因此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疫情及封锁措施、油价下降、主要出口国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对中亚各国经济活动、出口及汇款流量产生普遍负面影响。后疫情时期中亚经济复苏仍将主要取决于能源商品和黄金价格走势及俄罗斯经济的修复进程；预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债务水平将处于很高水平，而高公共债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政策应对冲击的灵活性。乌兹别克斯坦的债务负担虽将有所增加，但预计仍可维持在适当水平；外部流动性方面，经常账户赤字将受到来自疫情下贸易流量和汇款流量下降的压力；由于中亚地区的国家美元化水平普遍较高，因此银行业依旧易受到本币急剧贬值的影响；就地缘政治局势而言，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不确定性风险较为突出，短期内或加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对经济复苏带来压力，需对2021年1月的大选保持关注。

中东地区各原油出口国受到疫情蔓延和OPEC+减产谈判破裂下油价深跌的双重冲击，石油部门经济表现急剧萎缩，叠加疫情相关支出，使得预算赤字急剧扩大，对财政实力构成负面影响。同时，经常账户阶段性逆差构成盈余积累消耗，外汇覆盖等指标的迅速削弱也成为潜在的压力来源，从而弱化对外偿付能力。但经历二季度的经济急剧下行后，三季度起石油产出和经济的同比萎缩幅度均有所缓解，根据PMI指数等指标判断，非石油私营部门亦逐步企稳，其中沙特复苏进程相对较快、引领地区经济反弹，且各主要原油出口国经济和财政表现普遍优于非原油出口国。随着9月末以来全球疫情再度蔓延、施压原油需求，仍应关注中东各国原油出口景气度及其对经济和财政的影响。原油市场目前处于弱平衡阶段，四季度及来年的疫情发展走向以及OPEC+减产博弈局势都将成为主导油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进而左右该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

南亚国家多基础实力较弱且对外风险敞口较大，与其他区域相比，受疫情冲击更大。疫情冲击之时巴基斯坦刚刚经历了为治理双赤字而实行的紧缩政策，经济、财政实力受损，斯里兰卡经济复苏、财政改革以及政局变更的进程也受冲击而中断，疫情急剧加大了两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削弱了其财政实力，抬升了其再融资风险。由于南亚国家普遍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受限，且全球疫情发展不确定性犹存，依赖旅游业等外需的斯里兰卡和国内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巴基斯坦，都将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经济复苏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斯里兰卡由于其债务结构欠合理，对外敞口较大，对国际主权债券市场融资依赖度较大，经济持续承压将进一步推升其再融资风险和外部流动性压力，从而制约其经济复苏进程。

预期未来一段时间，“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依然较大，财政恢复的速度将弱于经济。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由于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疫情造成的内外需下降带来普遍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进一步攀升；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预计持续受到全球外需低迷的影响处于低位，因此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将持续面临油价低迷对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冲击，因此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债务压力将普遍攀升，其中财政的恢复速度将显著弱于经济；部分对外资依赖程度较强的国家可能面临汇率贬值、外储显著下降、外债偿付风险上升等流动性危机，而受到宽松货币政策的普遍支持，全球资本以及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基本可控，尚未对银行系统产生系统性的冲击，但后续依然面临经济财政恢复周期较长对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的侵蚀，个别国家如意大利和印度等需关注经济财政状况变化对银行系统的冲击。

疫情将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疫情前本就分化的全球经济将在遭受疫情的冲击后进一步加速分化和重组。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重新洗牌、金砖国家普遍陷入困境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分化，在以中美争端加剧为标志的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走势的分化叠加政治阵营的重塑，将深刻地改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会。后疫情时代自我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国际产业链的保护性回迁以及被疫情普遍推升的债务负担如何化解，都将成为影响更深远的话题。在疫情面前，“一带一路”建设对相关贸易与投资的拉动作用更加凸显。后疫情时代，一方面，沿线各国普遍面临推动经济复苏和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中美对峙格局呈常态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如何继续向前推动、未来的合作空间和方向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战略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