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伊拉克安全风险防范研究
伊拉克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区位优势及文化影响均决定了伊拉克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2017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已结束,政府军解放了所有其占领的领土并完全控制了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在伊拉克后“伊斯兰国”时期的经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与伊拉克不仅需要在石油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还在电力、通讯、基础设施、服务业和农业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但是,伊拉克面临由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因素所致的现实极为严峻,中国必须从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等层面客观评估伊拉克的宗教风险,从而使中伊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切实有效,并得以可持续地发展。
1伊拉克教派政治的“黎巴嫩化”日益凸显在伊拉克的3700万总人口中,穆斯林占到了95%以上,其中阿拉伯族约78%(什叶派约占60%,逊尼派约占18%),库尔德族约15%。从20世纪中期至今,伊拉克的政治格局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其中,逊尼派作为少数派,主要由阿拉伯族、库尔德族等组成,但在国内政治的进程中并没有形成跨民族的政治联合,伊拉克也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教派认同长期在国民认同中居于首位。历史上,伊拉克的教派矛盾主要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在思维意识和行动层面的彼此抗拒,其教派结构的主要特征体现为逊尼派、什叶派在思维意识和行动实践等层面的矛盾冲突。而教派自治的传统则使伊拉克在事实上形成了独立的区域,这虽然表面上有利于建立联邦,但伊拉克的教派地区与联邦构成单位存在本质区别,实际上与联邦政府分享并争夺国家权力。
2003年伊拉克国家原有秩序崩溃后,宗教领袖开始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宗教网络,成为了伊拉克国家重建的参与者以及各方力量纷争的斡旋人,其中什叶派的社会动员能力尤为突出。具体来说,这包括基于什叶派宗教学者体制建立的信徒与效仿源泉的宗教服从网络、基于教育体制建立的师生相承和同学共济网络,以及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建立的家族网络,还有以宗教税收为基础建立的宗教慈善和文化网络。这些网络互相交错,构成一个立体的结构,从不同层面把什叶派宗教领袖和什叶派信仰者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在伊战后库尔德人政治势力兴起的过程中,伊拉克社会结构却很难培育与库尔德自治区对等的实体单位,进而使得以族群为基石建立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联邦的设想无法实现,教派政治的“碎片化”趋势反而愈加明显。2005年12月伊拉克举行了伊战后的首次大选,唯一一个宣称超越教派界限,成员构成有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和基督徒的政党“伊拉克民族团结阵线”,在275个议会席位中仅获得了25个席位,而其他250个席位都被以教派政治为意识形态的政党获得,获得最多席位的便是什叶派政党。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逊尼派从萨达姆时期的领导力量转变为国家治理中的参与性力量,曾经的掌权者逊尼派在2005年的临时政府中只得到了5个无关紧要的职位,仅在其传统上聚居的伊拉克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库尔德逊尼派在战后则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已在伊拉克北部取得了地区领导权,但其与阿拉伯什叶派关系的不确定性仍将对伊北部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而作为多数派别的什叶派,在2003年后实际掌握了国家运行的权力。2005年通过的伊拉克宪法建立了一个脆弱的联邦制度,但教派政治难以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的财政经济状况恶化的态势就始终没有得到扭转,教派矛盾也因此更为激化。2006年2月22日伊拉克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受袭击后,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该国境内近168座清真寺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遭受袭击,国家甚至陷入了内战的边缘。2015年伊拉克南部、北部地区持续爆发民众抗议也均与教派政治在民生、经济领域的消极作为密切相关。同时,库尔德人对联邦体制的不满也逐渐升温,并在2017年举行了独立公投。尽管伊拉克政府将公投视作“分离运动”的挑衅,随后向库尔德人发动突袭,迅速占领了基尔库克等城镇,将库区压缩至2014年时的范围,使库尔德人失去了对大量油气资源的控制权,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伊拉克国内教派间的矛盾已达到了难以解的地步。
当前,伊拉克的教派政治困境还体现在各教派内部的分化上。如什叶派内部派系斗争就日益激烈。马利基、阿巴迪和萨德尔三大集团间的权力竞争已变得难以调和,2014年阿巴迪上台后改革的潜在目的就是削弱马利基对政府、军队和“达瓦党”的控制,而马利基则公开要求阿巴迪辞职。2016年辞职的7位部长都来自什叶派政党“全国联盟”,该事件不仅将教派内部斗争公诸于世,更是掣肘改革和胁迫阿巴迪。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逐渐形成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大众动员军”内部也分为三派,即以“巴德尔组织”为核心的亲伊朗派、以阿巴斯为首的亲西斯塔尼派和萨德尔派。各派不仅在战略、行政管理、财权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在作战和指挥上也互不沟通,难以协调,已成为后“伊斯兰国”时期国家发展的障碍。
总之,自伊拉克战后至今15年来,伊拉克“黎巴嫩化”的政治态势正在逐渐固化,使得伊拉克国家治理的能效日益匮乏。
2伊拉克教派政治中外部势力的强势渗入伊拉克是中东地区核心区的重要国家,该地区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没有形成一个有能力主导地区治理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即使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也无法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议题上达成共识,更奢谈在国家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来进行治理。与此相反,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大国均基于自身利益,以教派为抓手,通过扶植代理人来影响伊拉克国内政治,加剧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对抗。
2003年后,什叶派政党崛起而成为伊拉克政坛的主要力量,并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关系密切。伊朗试图通过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扶持打造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伊朗最关注的是保证什叶派对伊拉克议会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伊拉克2005年和2010年的议会大选以及2009年的市政选举均显示出伊朗的巨大影响力。2005年1月组建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包括了“达瓦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萨德尔派及众多什叶派小党,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伊朗的援助。“团结联盟”最终赢得议会大选并在伊拉克制宪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伊朗重点培养的伊拉克前总理努里·马利基于1979年出逃后曾在德黑兰留居8年,流亡海外的24年里始终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2006年4月马利基担任伊拉克总理,并于2010年12月在伊朗协助下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得以连任。此外,大量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人于伊战后在伊朗的安排下重返伊拉克,2003至2005年间就有1.6万人直接加入伊拉克安全力量——军队、警察、安全部门。对伊拉克事务的介入有效提升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2006年12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甚至公开建议,阿拉伯国家应取消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转而与德黑兰建立地区安全联盟关系。
土耳其是介入伊拉克教派政治的另一股地区力量。2005年伊拉克大选后,摩苏德·巴尔扎尼成为库尔德自治政府主席,而加拉勒·塔拉巴尼成为伊拉克联邦总统。伊拉克战后的安排部分达到了库尔德族的心理预期,联邦制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选项。尽管如此,原本被伊拉克库尔德人视为可以深化合作的土耳其,却把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当做其外交的原则,并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现状的任何改变都会引发土耳其军事干预。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支持成立了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以抗衡库尔德人,反对库尔德人占领基尔库克。土耳其持续的军事压力使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不得不表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邻居,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而随着伊拉克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库尔德人对其的经济与安全需求,借助伊拉克既有的教派政治格局服务其自身利益。
2015年12月,土耳其军队越过了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线,一度驻扎到摩苏尔附近。伊拉克政府反应强烈,把土耳其的行为定义为“入侵”,总理阿巴迪下令将事件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巴格达等地也出现了抗议土耳其的游行示威。尽管后来土耳其撤出了部分土军,但并没有撤回国内,而是让其向北进入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境内。
作为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国家中的影响力大国,沙特近年也逐渐介入伊拉克事务并愈加强硬。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沙特就宣布与其断绝外交关系,直到2004年才得以恢复。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尽管沙特支持的伊拉克逊尼派武装难成气候,但沙特并不放弃与伊朗在伊拉克的角逐,2015年12月沙特在伊拉克重开使馆并派驻大使,沙特驻伊拉克大使萨卜汉到任后,即建议伊拉克政府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时将什叶派民兵武装排除在外,以免他们借机对逊尼派施暴。同时,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时明确表示,长期以来伊拉克与伊朗“关系过于密切”,在歧视逊尼派的问题上很有可能“沆瀣一气”。该言论激怒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势力,但体现了沙特介入伊国内教派政治的基本立场。2017年2月,朱拜尔访问伊拉克成为伊战以来沙特首位到访伊拉克的外交大臣。朱拜尔对伊拉克“破冰之访”的意图并不全在修复沙伊两国关系,拉拢伊拉克、分化潜在的“两伊联盟”才是此次访问的着力点所在。
总之,伊朗、土耳其、沙特对伊拉克内政的干涉不仅没有促进伊拉克的政治发展,其代理人的不断更换反而使伊拉克教派政治愈加复杂。如土耳其原本与沙伊两国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因美国不愿放弃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2016年以来土耳其在伊拉克问题上转而接近伊朗,共同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压库尔德人。因此,在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大国干涉伊拉克教派政治的背后更有美欧等西方势力的渗入,伊拉克教派政治危机便愈加严重,造成了中东地区治理的严重缺失。
3伊拉克教派政治危机的不断外溢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9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始终赋予对方“异教徒”的身份,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尤为突出。直到阿拉伯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这两种宗教文明的长期对立才有所缓解,但两种文明间的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1916年英法两国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没有考虑到阿拉伯人感受的情况下就将中东地区人为地划分为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中东政治版图。二战后,西方国家对以色列在不同程度上的支持更使阿拉伯人加深了其无能为力的“羞辱感”,“9·11”后美国绕开联合国悍然入侵伊拉克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阿拉伯之春”以来,美欧伙同地区大国等外部势力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政治动荡中借教派矛盾大做文章,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的教派政治危机,难民便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由于伊拉克迟迟无法走上重建之路,大量伊拉克难民前往欧洲避难,而接纳这些穆斯林难民的又恰好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使伊拉克难民问题具有了鲜明的宗教烙印。在伊拉克民众看来,穆斯林的流离失所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基督教“异教徒”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犯。既然伊斯兰教的“敌人”已经宣战,伊拉克的穆斯林理所当然地要以伊斯兰“圣战”来教训敌人。2006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告成立,并逐渐演变为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美国在伊推广所谓的“教派民主”,致使什叶派掌握了政权、库尔德人获得了自治权,而伴随美国在战后对伊拉克旧政权的彻底清算,逊尼派上层精英基本上都被赶到新政权的对立面,因此伊拉克逊尼派聚集地区的反美、反政府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尝试建立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
作为“教派民主”的恶果,“伊斯兰国”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教派因素进一步放大,伊拉克难民数量不断上升。仅2014年,就有10万名伊拉克穆斯林难民前往土耳其。在2015年1至8月间,约4.1万名伊拉克难民向欧盟国家申请避难,以上难民基本为穆斯林,且什叶派穆斯林略多于逊尼派穆斯林。截止2016年底,已有420万伊拉克人成为难民。避难在外的伊拉克难民通过与该国国内民众(包括流离失所者)的认知互构,使两种宗教文明的对抗显著增强,而伊拉克穆斯林自身“屈辱性文化”认知的形成及加深,则进一步恶化了伊拉克国内的安全环境。在难民危机所引发的恐袭面前,西方文明开始聚焦其安保与情报能力、重新思考其移民政策,但若要真正破解对伊斯兰的恐慌心理、从根本上改善难民治理的现状,则必须改变其倾向于“视自我为中心”的文明观。正是在这一文明观的驱动下,西方文明在与其地缘政治近邻——中东伊斯兰地区的长期互动中,漠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尊严和发展,从而造成了中东穆斯林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巨大心理鸿沟。
总体而言,“伊斯兰教的内部分裂及教派斗争,由于各种政治利益和国际势力的介入,加之伊斯兰复兴运动催生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导致伊拉克教派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并外溢,中东难民潮起不断即为明证,全球穆斯林难民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已成不争的事实。
4中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安全风险防范对策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伊拉克民众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宗教深深地融入到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在历史进程中,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可以发挥助推力作用,推动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宗教的变量作用也可能产生宗教风险,由此引发‘蝴蝶效应’”。基于此,中伊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重视以下宗教因素并进行有效防范:
第一,应进一步平衡阿拉伯什叶派、阿拉伯逊尼派及库尔德逊尼派的教派利益,以有效规避伊拉克教派冲突风险。
伊拉克战后的政治重建,是在“去复兴党化”的原则上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并与教派力量相结合,利用教派的社会动员能力获得民众支持,事实上造成了足以影响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央地关系。伊拉克的18个省中,什叶派占多数的有10个省(巴格达省、瓦西特省、米桑省、巴士拉省、济加尔省、穆萨纳省、卡迪西亚省、巴比伦省、卡尔巴拉省、纳杰夫省等),逊尼派占多数的有4个省(安巴尔省、萨拉赫丁省、尼尼微省、迪亚拉省等),另有4个省库尔德族的人口占多数(胡杜克省、苏莱曼尼亚省、埃尔比勒省,塔米姆省等)。与此相应,以2009年伊拉克地方议会选举为例,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在逊尼派地区赢得了接近65%的席位,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在什叶派地区赢得了超过71%的席位。而在2010年全国议会选举中,教派力量再一次占据绝对优势,“法治国家联盟”取得了7个什叶派人口多数省份的支持、“伊拉克国家名单”赢得了西部及北部逊尼派人口居多省份;“库尔德联盟”等库尔德政党则获得了库尔德省份民众的多数选票。
当前,石油收入仍是伊拉克公共预算的主要来源,油价持续低迷已致使伊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推动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2015年该国政府预算赤字突破200亿美元,赤字率高达30%,2016、2017年的赤字率虽有回落,但仍保持在高位。对原油出口的过度依赖,使伊拉克政府对改变现有产业结构的愿望尤为迫切。尽管如此,中方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仍需谨慎考虑伊拉克国内不同地区的教派利益,以优化在伊拉克现有政治格局基础上的项目布局。
第二,应进一步加强对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外交政策的研判,以理性评估伊拉克安全风险隐患。
2016年1月2日,沙特以反恐罪名处决了47名所谓的“恐怖分子”,其中包括沙特籍什叶派领袖尼姆尔,此举引起伊朗的强烈反应,沙特则于次日宣布中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此事件不仅使沙伊关系迅速恶化,也加剧了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在沙特政府看来,一旦伊拉克什叶派的地位因此次事件再度提升,沙特国内的什叶派必然受到鼓舞,而作为什叶派聚集区的东方省则是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沙特政府必须保证其稳定,否则就会对沙特国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于土耳其而言,伊拉克的教派政治给了其拓展地区空间的重要机遇。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积怨很深,土耳其并不担心两者联合,反而认为只要有伊拉克库尔德人存在。“库尔德工人党”就不可能成为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的领导力量。基于此,土耳其积极参与伊拉克库区的重建,为其干预伊拉克政治营造经济基础。
“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三足鼎立是近百年来中东政治格局的大变革,三国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之争,而且有浓厚的教派、意识形态竞争色彩。在宗教上,沙特是保守的瓦哈比,伊朗是什叶派,土耳其是温和逊尼派。”通过多年较量,三国力量在伊拉克已形成相对稳定之势,伊拉克未来再次发生全国性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各教派力量边缘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仍将长期持续。2017年10月,伊拉克政府军收复了之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萨拉赫丁省,该省部分地区由什叶派、逊尼派及库尔德人相混居。收复后该省的许多库尔德居民住所经常遭到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以至于2018年伊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恢复当地的安全与秩序。2018年5月,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由什叶派宗教领袖穆格泰达·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赢得了伊拉克国民议会全部329个席位中的54个,领先其他政治联盟,这也体现出了当前伊拉克在地区大国影响下的政治平衡。
第三,应进一步重视宗教文化在中伊丝路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深化推动中伊人文交流与合作。
伊拉克是古代两河文明的诞生地,是古代犹太文明蜕变的见证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世界性宗教曾在这一地区传播,它更是阿拉伯人开创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最为重要的历史区域。历史上,中国与伊拉克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缔造方,推动了多元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直至冷战后,伊拉克人依然珍视民族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价值。
2003年以来,尽管伊拉克屡受战争摧残,但该国仍计划升级改造现有的铁路网络、公路、机场以及港口设施,通过建立一种综合的运输系统,将周边地区的国家连接起来,该计划被称为“干运河”工程。根据设计,伊拉克将作为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将波斯湾、东亚、地中海以及欧洲国家相连接,成为替代苏伊士运河的另一选择。
当前,伊拉克已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据统计,2017年伊拉克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430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的8.7%,位列世界第五位;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112百亿立方英尺,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1.6%。2015年,中国与伊拉克贸易总额达205.9亿美元,中国是伊拉克最大贸易伙伴,伊拉克则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第3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自伊拉克进口原油份额占8.78%,伊拉克已是中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
基于此,在中伊深化 “一带一路”合作时,不仅要做好建设项目对接的具体事宜,更要借助丝路精神推动中伊人文交流,在提振伊拉克民众战后重建信心的同时,重构中国形象,从而为共建“一带一路”消除隔阂,为实现发展、繁荣提供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