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战发生的背景

从短期来看，近年来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众多高端产业方面有迎头赶上的趋势。以互联网企业为例，在全球前20的互联网公司中，美国8家，中国7家，中美两国占据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半壁江山。在全球前10的独角兽企业中，中国和美国各占一半。美国的5家独角兽主要集中在汽车交通、旅游、航空航天、企业服务领域，而中国的5家独角兽主要集中在汽车交通、金融、智能硬件、本地生活领域。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的制订与发布，让美国感觉到自己在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的龙头地位岌岌可危，甚至霸权地位也可能因此而摇摇欲坠。因此，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尽力阻止中国技术、经济的全面崛起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2017年10月在美国举行的301调查听证会上，被提及最多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

长期上，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常年表现为逆差。以2017年为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比2016年上升8.1%(28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为1304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2.8%(148亿美元)。同期，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为5056亿美元，增长了9.3%。2017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额估计为560亿美元，自中国的服务进口额为176亿美元，美资控股公司在中国的服务销售额为552亿美元(最新数据)，中资控股公司在美国的服务销售额为57亿美元。

二、本次贸易战本质及原因

根据历史经验，中美两国间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两国间贸易的不平衡，而贸易不平衡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美元的“特里芬难题”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内在原因。如果美国不放弃美元国际货币功能，仅仅依靠削减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规模和本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贸易平衡问题仍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化解。二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自身“制造业空心化”密切相关。目前造成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巨大顺差的根源之一在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期，而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美国经济逐渐向金融和服务业为主转型，制造业岗位不断向海外转移，而美国本土只保留研发与设计等价值链上游产业。三是美国贸易逆差是国民低储蓄文化、高消费习惯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四是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垂直分工和横向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美国对华逆差实质上反映的是对出口产品整个价值链和产业链相关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五是现行国际贸易统计制度和中美两国在统计方式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六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也扩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由全球价值链上两国的分工格局决定，只要分工格局不变，则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不会改变，无法通过单纯的贸易政策调整消除。

因此，本次美国发动贸易战还有其他更本质的原因。首先，让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增加美国工人就业自然是特朗普的目的之一，也是其兑现竞选口号“美国优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主要步骤，但他的目的并非仅限于此。他清楚地知道，由日益庞大的“双赤字”导致的巨额负债不仅使美元资金回流困难，而且再度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也非常大。因此，美国必须缩减资产负债表，并极力促使美元资金回流。通过打击国际资本对中国投资的方式促使近期、远期的美元资金回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迫使那些迄今为止对减税等措施反应并不积极的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其投资方向。

实际上，特朗普首次提出的总值500亿美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不再是中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而主要“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等。显然，挑起贸易争端不过是手段，其真实目的在于遏制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调整升级，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以延缓、打击中国崛起的进度。

最后，迫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尤其在资本市场向美国资本开放，扩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在2017年美国提出的“百日计划”清单早期的十项内容中，一半以上涉及货币金融领域或者服务贸易领域，如信用评级服务、跨境结算、电子支付服务、银行业、债券结算等等。迫使中国更大规模地开放货币金融市场，在获取巨额收益的同时，继续牢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将中国的货币金融发展控制在美元体系当中，这也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核心目标。

三、本次贸易战的特征

1．全面性

与往年中美贸易纠纷不同，本次中美贸易战具有强烈的全面性特征，并且集中体现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的《对中国关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行为与政策的301调查结果》中，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在美方报告中均有涉及，具体包括畜牧业、采掘业、金属冶炼、车辆制造、电子支付服务、银行服务业、保险服务业、证券和资产管理服务、电讯服务、法律服务、云计算服务、网络过滤和屏蔽以及数据隐私加密等众多领域。在以往贸易摩擦中，美国一般只针对某一产业或者某一类产品，根据历史数据来看，主要选择农业、国防工业和国内的幼稚产业等，而现在则针对任何对美国可能产生威胁的产业领域，比如数字经济、创新技术产业等。

2．深入性

“提高额外关税的可能税率，旨在为政府提供额外的选择，以鼓励中国改变其有害政策和行为，同时采取政策，为我们的所有公民带来更公平的市场与繁荣。”（源自2018年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海泽关于301条款行动的声明）

在产品贸易和服务进口方面，美方指责中方对其产品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并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美方优势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限制进口美方产品和服务的种、数量及市场份额，阻碍美方企业同中国国内企业的正常市场竞争，违背WTO承诺。

在政策实施方面，美方指责我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国家干预行为：一是强制和未经授权地利用国外知识产权和技术以谋取商业利益，二是对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的承诺并未兑现，仍然存在对外资的歧视性政策，例如在限制外资股本上限和合资要求、对大量的投资延续逐案行政审批制度和执行过于宽泛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同时，给予国有企业格外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优先权，对美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造成不便。

在法律制度方面，一方面对相关法律及执行过程中的可预见性、公平性和透明度表示担忧，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其他措施的发布缺乏公开渠道，在制定新的贸易相关法律时缺乏符合WTO标准的通知—评议程序；另一方面，除了透明度问题之外，这份报告也对包括行政许可、竞争政策、非政府组织的待遇、商业争议解决、劳动法以及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法律提出了强烈不满。

在长期战略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表面上为了通过更先进科技来提高社会生产力，象征着中国对“自主创新”采取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的做法，但是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以损害外国产业及技术为代价在中国市场上用中国取代外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以便为中国公司主导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自中美建交以来,虽然合作是中美经贸往来的主流,但贸易摩擦也从未缺席。中美建立经贸关系之初,两国便围绕纺织品贸易展开博弈,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从未平息,但历史上数次贸易摩擦双方就事论事,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最终达成协议.而综合本次贸易战美方观点，从301调查报告来看，很显然中美双方贸易和经济纠纷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核心是技术、服务业和“中国制造2025”。美国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明显地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中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层面因素。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及双边经贸摩擦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更加集中在中国不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具体包括中国的产业政策、国企政策以及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方面,特朗普政府寻求中国在体制上发生根本性改变。从对我国的影响范围上看，这一次贸易战远超以往任何一次贸易纠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涉及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在时间框架上看影响更加深远，会影响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本次中美贸易战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入性。

3．长期性

从近期贸易战发动者的立场来看，美国主动降低高关税停止贸易战的概率非常低。关税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体现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集中利益，而实施后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则需要几乎全社会成员分散承担，因此提高关税容易而降低关税十分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再创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各年新高，这被外界视为拉开对华冷战大幕的标志性法案。其中针对中国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台军售和军事援助规模、协调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FDI的更加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禁止政府采购中国厂商提供的电子产品以及孔子学院提供的中文课程服务。这部针对性极强的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被高票通过（众院359—54，参院87—10），而这些反对票不是因为对中国强硬而反对，而是因为对中国不够强硬才反对。同时，特朗普在其Twitter上反复强调，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的根本目的在于向中方施压，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提出的各项要求。

从长期两国经济和贸易结构来看，国与贸易伙伴在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接近，中国与该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体现在相关行业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中国某行业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该行业的相关贸易摩擦越容易得到解决，体现在贸易摩擦的持续时间越短。因此，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这个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

从未来货币走势看，美元仍处于自2014年以来的加息进程之中。近期美联储重申加息以一步提振美元。同时，受全球情绪影响，资金继续流入美元，助力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并达到13个月以来高点。历史上每一次的美元大幅走高都会紧接着新兴市场的崩盘，而这一次从本质上来说与以往并无区别。近期，为避免基础设施投资断崖式下滑，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我国国内需要有充足的债券市场流动性，因此加息难度较大。因此美联储加息与美元走强使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控制资本外流和保住本币汇率的两难选择：从历史经验看，在不采取其他措施的前提下，若采取资本管制，仅能在短期内降低资本外流的速度，但是在长期内无法改变甚至反而会加强资本外逃的预期；如果采取紧缩政策以保住汇率，又会导致本国经济活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在特定时刻使资本市场面临明斯基时刻导致本国资产价格暴跌的严重后果。

四、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的初步影响

按美元计价，中国7月出口增长12.2%，前值11.2%，预期11%；进口增长27.3%，前值14.1%，预期17%。7月贸易顺差280.5亿元美元，前值416.1亿美元。第一，贸易战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从总量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开始有所下降，7月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至11.2%，6月为12.5%。第二，企业通过转口贸易来应对贸易战，但这将推升企业成本，降低企业利润。7月中国对日本和香港的出口增速回升较多，意味着企业更多通过转口贸易来规避中美贸易战引发的高关税。这在短期虽然能够部分削弱贸易战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但长期将对国内出口商影响形成负面影响：1.货权放给操作方,不能直接控制货权。2.操作方的信誉和服务品质无法保障。3.如果发货不合乎转口的规范，操作方未必能及时提供纠正服务以及对破损包装的更换。4.操作方对代收货款的监控和赔偿能力有限。第三，进口的高预期不存在长期维持的基础。当前的进口主要是由于企业担忧贸易战范围扩大而进行提前备货，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看，7月制造业PMI指数跌至八个月低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9.8%，与上月持平，进口指数下行0.4至49.6%，两者均维持在荣枯线下，均不支持进口增速的大幅上升，这意味着进口的高增速或难持续。第四，进口价格的影响推升了输入型通胀预期。从进口的价格来看，大宗商品（尤其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大豆和豆粕）价格上升明显。从宏观看，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0%，增速与上月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34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1至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55798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通胀预期的升高叠加内需下降可能带来滞胀风险。从微观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难以向下游传导，上游企业出现滞销的风险增加不利于企业盈利。总体来看，贸易战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进口的高增速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在三季度进一步加大。

五、中美贸易战对纺织服装企业的影响

受关税提高影响，出口纺织品服装价格上升、销量下降已是必然趋势，但是我国的服装纺织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最大优势在于质美价廉。作为生活必需品，出口美国的服装纺织品在短期内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即使销量减少，总收益未必大幅下降。另据美国商务部纺织品处(OTEXA)数据，截至2018年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占据美国市场48.81%的份额，如果我国对美出口的服装纺织品大幅减少，短期内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弥补美国国内的服装需求缺口。但是在长期中，我国产品的可替代性上升。2010—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年均增速仅为0.1%，而越南、印度、孟加拉三国的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9.9%、4.7%和3.8%，中国在美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中的份额被逐渐削减和取代。美国进口纺织品服装来源国排名中，越南仅次于中国排名第二，近年来的出口增长十分迅速。作为美国第二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因其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最有可能承接订单的转移。2007年，越南加入WTO之初，出口美国的纺织品服装总额为44亿美元，到2016年已迅速增长至113.18亿美元，占美国当年纺织服装进口总额的10.8%。2017年，越南对美出口纺织品服装同比增长7.7%达121.9亿美元，在美进口市场占比提高到11.5%。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政策将有利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美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快速上升。

针对棉纺织和服装业，棉花作为上游原料，价格波动会对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产生较大影响。中国是全球棉花第一消费大国，而美国是全球棉花第一出口大国。2017年全球棉花消费量为2635万吨，持续稳步增长。其中中国棉花消费量为871万吨，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3，美棉是中国第一大棉花进口品种，份额基本占到我国市场的1/3。即使选择其他棉花生产国进口，如此大的棉花需求量也一定程度上会抬升这些国家的出口价格。同时人民币持续贬值，2018年8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汇率跌破6.94关口，创2017年4月10日以来新低。中国是棉花净进口国，人民币贬值则是变相增加了棉花进口成本，会抵消部分人民币贬值对服装纺织出口形成的利好影响。

可以看出，人民币贬值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对美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的比例，国内附加值越高，则人民币贬值对冲特朗普关税的效应越显著，反之则作用越不明显。因此，提高服装纺织产品的附加值有助于减少中美贸易战对国内相关企业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任何针对中国的关税提高都有可能使订单被转移至其他国家生产，关税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是订单减少、产品利润率下降的问题，更有可能是原先接单的中国出口企业完全失去国外客户订单的风险。

(中锦办公室  商情研究员李天路)